2013年深冬的中茅市裹着层冰壳子，高全蹲在巷口搓着手哈气，煤炉上铝壶“突突”冒着白烟。

    周维英说今晚去给儿子送棉衣，这会儿早该回来了。

    他摸出老旧手机，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急诊室的电话扎进耳膜。

    摩托车撞人，肇事逃逸。

    等高全赶到医院，周维英的手术灯己经灭了。

    白床单盖住半张脸，露出的脖颈缠着渗血纱布，像朵衰败的花。

    护士递来塑料袋，沾着泥的碎花棉袄里还裹着给高峰买的冻疮膏。

    “肇事者抓到了，叫李红明，无牌无证。”

    交警推了推眼镜，“但这人没啥财产，医药费...”话音未落，走廊尽头传来嬉闹声。

    高全转头，穿皮夹克的男人歪着膀子走过来，酒气混着劣质烟味。

    当看清对方手腕上和妻子同款的玉镯时，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。

    李红明被按在墙上还在笑：“不就撞个人？

    大不了蹲几天。”

    赶来的高桥拉开高全，警徽在顶灯下发冷：“哥，有话去局里说。”

    可最后判决书下来，八个月刑期让高全攥着纸张的手首哆嗦。

    葬礼那天，十岁的高峰突然跪在灵前：“爸，我以后考警察，抓坏人。”

    高坤却摔了碗筷，书包带子勒红了肩膀：“考了又怎么样？

    还不是被人骑在头上！”

    少年转身冲进雨幕，留下高全在香灰缭绕中沉默。

    转眼六年过去，高全床头压着泛黄的事故报告，钢笔圈出的“目击者证词缺失”字样被反复摩挲。

    他白天在五金厂拧螺丝，晚上骑着锈迹斑斑的电动车穿行在城中村。

    某次蹲守时，他看见李红明搂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进了歌厅，金链子在霓虹灯里晃得刺眼。

    这夜他照例去接夜班的高坤，却在工厂门口听见工友议论：“听说李红明攀上了水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