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传播学之父尼尔·波兹曼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：“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，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形式出现，成为一种文化精神。

    政治、宗教、新闻、体育、教育和商业都甘愿成为娱乐的附庸，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。”

    用这句话描述大韩的社会现象上，毫不突兀。

    这个曾以“汉江奇迹”缔造经济神话的国度，其娱乐产业却始终裹挟着难以启齿的底层密码：1953年朝鲜半岛刚停火，釜山美军基地的红灯就亮起来了。

    327个穿改良韩服的姑娘，裙子里缝着装美元的口袋，在俱乐部里擦酒杯的模样，活像后来演唱会上的荧光棒方阵；她们给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倒酒时，谁也没想到这些动作会成为日后席卷全球的应援手势。

    正如老话说的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”，当年飞蛾扑火般的霓虹灯影，如今己烧成燎原之势。

    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，当伪装成传统扇子舞的五千根电子应援棒方阵拼出太极图案，全球观众都看傻了眼。

    这些变色塑料棒说是传统扇舞的科技版，实则是流量时代的急先锋。

    当无人机拍下“SEOUL”的英文灯阵时，传统文化就像砧板上的活鱼，被娱乐工业的快刀剁成了生鱼片。

    拉斯韦尔提出的“战时宣传三功能”己在娱乐工业中完成异变：监视环境、协调社会、传承文化的原始使命，正被实时流量监控与多巴胺分泌曲线取代。

    这种文化畸变早在上世纪就埋下伏笔。

    当大韩国旗首次升起时，娱乐产业便注定要承担起“经济润滑剂”的特殊使命。

    美军俱乐部的黑胶唱片转着爵士乐，把大韩人的审美观拧成了麻花。

    那些穿梭在美军俱乐部的“现代艺妓”，无意间成了流行文化的初代教母——她们学会用爵士蓝调掩饰韩式唱腔，用迪斯科节奏替代传统长鼓；穿韩服唱西洋歌的“现代艺妓”，就像把圣诞彩灯挂在松树上